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关于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成果的逻辑呈现，建立在唯物史观、社会实践以及社会主体能动创造基础上的话语叙事，揭示了文明形态的一贯性和多样性、文明存在的相对性和叠加性以及文明进化的阶梯性和累进性。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生具有自身特色，东方社会文明的进路和思想基础带有更多的区域特征，东西方文明的走向都与世界文明的总体态势及现实境遇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阐释方式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社会问题的思路不完全一样，他们揭示“历史之谜”的哲学基础却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刻意在某个时代寻找特殊事项，也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文明范畴，而是通过现实的物质实践认识文明的形式和内涵。文明的发生既不能归结为某些宗教关系，也不能归结为某个家庭生活或某种思想情结，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文明的形成总是一个积小成大的过程，它从氏族、部族到民族，然后上升到国家层面，把人的创造思维、人的活动状况以及人的主观意志注入社会并留下印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论述是宏大叙事与微观透视的结合，他们从诸多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关系，从物质关系中引申出交往关系，再结合分工和所有制关系及其历史联系，区分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及其结合方式。由物质生产理解人类世界，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文明发生的基础，在动态考察中理解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影响下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考察社会文明的方法是，把现实的人作为前提而不是采用唯心主义的主观想象，把文明的创造过程看成能动的而不是经验论者描述的僵死的事实汇集。根据社会实践判识文明的发生机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明问题的重要理路。文明的进程不是“从思维到思维”的事情，而是“从实践到实践”的事情，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是唯心史观支配下的思想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文明进程看成几条科学原理推动的事情，因为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生产中一切改进的结果，“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科技所引起的文明变迁以抛弃纯粹的抽象理念或唯心主义方法论为主要特征，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存在异化形式，却日益接近真正的人的本质。

　　文明的多样性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存续方式造成的。文化经常以自身的活力和关怀表达对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忧虑，文明的产生和寂灭与文化的动向有关，文明和文化包含着人们的价值选择，但若将某种价值观归结为无所不包和四海皆准的形式，无疑是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否定。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辩证思维

　　马克思曾用“文明的果实”来描述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用生产力的层次性说明文明的阶梯性，他所讲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也是相对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而言的。文明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不存在精确的“文明”起点和绝对的“文明”标准，它表示的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判断，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缩影和创造结晶。文明的层次性揭示了社会在不同质态上的递进性和不同形态上的差异性，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以及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时代，文明的获得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以那个时期的社会存在为基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构建了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使生产关系、物质联系、精神追求、社会生活都被打上现代活动的印记。但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面临着文明理念和野蛮行为共存的悖论，发展中的思想羁绊和整治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缠绕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造成了两套关于文明的话语体系——资本家吹嘘的文明是一回事，工人期待的文明是另一回事。经济对立基础上的阶级对立延伸为思想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对立，文明的“外部形态”与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内在神韵”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文明的“原则”没有能够文明地体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融合状态作了大致的总结：文明的发生过程中光明与黑暗并存、伟大与卑劣共生，有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种下的是花果收获的却是荆棘。历史走着奇怪的路，预想的不一定能实现，实现的不一定是预想的，文明经常在人的能动创造中以具体方式演进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段，俄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可以相互补充，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可以相互沟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文明进程多样性和联系发展的理论，是对相关问题总体的、宏观的认识，是对文明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分析。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表明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相交错的人类文明道路上，马克思偏向于用统一性进程的辩证发展尺度来考察，他在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状况以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曾提出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即跨越式、殖民式和自发式。他认为，“跨越式”演进要比“殖民式”演进更具有文明色彩，而自发式应该根据现有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来实施，并且需要参照世界先进民族的特殊经验来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当代转换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他们所处时代状况的反映，在被运用到现实的实践中时，表达形式和叙事方式都必然会变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想的”“说的”和“做的”符合实际。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作为物质生产理论和精神生产理论叙事的延伸和展开，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这些内容的细化和再分表明了人们对文明内涵和外延理解的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话语场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认识和理解现代文明问题的基础，是我们审视文明问题的意义空间。历史转换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空间变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地域特征，有关思想的基本语境和总体框架是在新的时空中重塑的，认识和捍卫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精神和基本立场，要在特定的时空中赋予它符合现实的意蕴。教条地维护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完整性，把它局限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叙事范围内，貌似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实际上却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与实践，难以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把握思想衔接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求决定的，其实践逻辑是把社会发展看成一个协调统一的过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中，统一于社会的辩证运动中。

　　马克思恩格斯毫不讳言资本主义文明的功绩，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放任自流的发展方式已经落伍；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讳言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要求，他们希望在世界文明大潮的淘洗中顺应时代。人类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走向文明的道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看，“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和普世价值都包含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霸权。对于“普世文明”，需要具体地看待而不是抽象地评说，需要全面地认识而不是片面地审视，需要客观地分析而不是唯心地猜度，人类社会的文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是空集，寻找最大公约数是获得更多对话和共识的前提，文明问题上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现代社会应当秉持的心态和美德。可以说，在追随现代性文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所凝结的话语叙事、思想转换、实践方略，是一种深度的社会转型。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