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淬炼，通过内在反思，已经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和释义，具有了现时代的先进性。唤起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再认识，发现其中的历史积极性质，传承其历史灵性，增进民族文化自信，有助于发挥更大的制度优势。
制度和体制优势的哲学本质表现为：追求“个人-家庭-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家庭是社会的原初细胞，家庭细胞所传递的正能量越多，国家越兴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注重个体心灵智慧的修炼，注重家文化的建设，从而为国家秩序、社会治理提供最根本、最安稳的“个体-家-国”机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中，经历挑战和应战的洗礼之后，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汤因比对世界多达二十六种文明进行了历史梳理，对其起源、成长、衰落、解体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尤其独特的制度内涵优势。
站在历史交汇点上，胸怀“两个大局”，我们该如何理解制度优越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制度优越性的核心是人民性
首先，制度是文化的结晶，优秀文化对先进制度优势的发挥有着倍增效应。优秀文化底蕴，使得制度伦理、制度文化、制度思想、制度文本的设计，变得更加富有历史感，更加具有逻辑承接性，更加具有合理性、符合人性，具有仁爱、正义、和谐、民本的底色，从而使得制度的先进性更加持久，更加具有说服力。优秀文化与先进制度是一体两面。谈制度先进，也就是制度所依赖的优秀文化特质的证明；谈文化优秀，也必然为制度先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和成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的土地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淌在民族精神生命中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淬炼，通过内在反思，已经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和释义，具有了现时代的先进性，对当下中国人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
因此，唤起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再认识，发现其中的历史积极性质，传承其历史灵性，增进民族文化自信，有助于发挥更大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切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确保着国家发展方向的正确性、社会的稳定以及历史进步的发展节奏，为文化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着巨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体现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很好地回答了“国家是什么”，“国家做什么”，“国家为什么”的问题，体现了实体属性与价值偏好的一致，即“人民性”；二是，制度的人民性与文化的和谐性两者是一致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历史积极性质的当下发挥，有助于先进制度的“人民性”宗旨的持有和发展，有着历史的深度和当下阐释的空间优势；三是，制度正义与文化良知两者是融合一体的，在于追求民族和国家多数人的利益，以和合共享的心态驱动世界发展。
制度优越性的核心，是人民性。将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方面展现制度要素所规定的人民性，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应有之义。保障人民权利，有效体现人民意志，激发人民创造力以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汇聚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推动历史发展前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学哲理，尤其是“民本观”，既宣扬了人的存在和价值哲理，更强调了民生、民本、民用等丰富的哲学思想。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其次，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5000多年中国文明所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中，已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被传承，渗透在中国人的心灵、思维和日用行常中，挥之不去，约定俗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文化，是民族存在和自我确认的根本前提和条件。一个民族的存续与否，以其独特的文字、个性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法规为判识。民族的自身发展既需要一定的地理资源环境，更需要该民族成员的自我识别、自我意识和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能够使民族自信获得深厚的历史时空感和内在灵魂根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民族自信内含着民族文化发展的自我认定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文化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离不开民族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 “四个自信”，事关道路与方向，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自信的重要体现。
文化自信如何深入？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哲学解读，是文化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确认。主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追求文化的原在性本质。从而使得关于文化的一切活动现象、学术诠释、制度设计，都变成了有根据的存在，成为源自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然意识流淌。个体在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中，保持着文化意志，坚守着文化意志，成为自我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主体性确认，是反思后的理性认知。理性反思如何成为自然而然的意识流淌？换言之，如何将文化自觉内化为个体心理意志，从而深化和增进文化自信？走进个体心灵，走进个体生活，以文化自信增进个体心灵自信，引导个体实现和谐健康的家文化生活秩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有之义。
再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再次，要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坐标中，看待文化发展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反思本民族发展历史，把自己放置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过程中，才能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因而，民族历史的发展不仅是本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从历史看今天，同样要需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国脉与文脉，同息共振。
据美国学者彭慕兰考证研究，19世纪以前，乃至1750-1800年这一阶段，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最为发达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差异。西方社会的积蓄资产没有明显呈现出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的征程上不断积聚着能量。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中外应对机制的差异，促激人们反思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西方现代性文化。从霍布斯市场丛林理念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教条；从洛克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哲学前提预设，到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哲学解读；从绝对的财富观念到市场的零和游戏，已越来越明晰了一个事实：西方近现代文明体系，呈现出日趋明显的解释疲力。中西文化的对话，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再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具有世界学术史意义的转折关头。当下或许是中国学术界发声，建立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的最佳契机之一。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要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建立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认同。例如，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无不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需要说明的是，再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学术价值，并不是否定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一味高扬中华文明中心论，而是在当下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对待、审视其合理价值，尊重中西文明多样性、多元性。需要做到的是：其一，自觉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准确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其三，建立健全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系统；其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相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相结合，与当代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走出新路径、新境界、新发展、新形式。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